一九五六年，捷克布拉格，一位刚刚从查理大学毕业不久的精神科住院医生，参与了一项当时被认为前途无量的新药实验。
这种药物叫麦角酸二乙酰胺，简称LSD。制药公司当时把它当作一种可能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实验性药物，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精神病学研究机构做临床试验。这位年轻医生亲自服用了这种药物，想亲身体验一下它对意识的影响，好更准确地理解病人的报告。
他后来回忆说，那次经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小时。他形容自己的意识经历了一场彻底的解体，进入了一个此前完全无法想象的领域，他看到了一些他后来花了几十年时间，都没能完全说清楚的东西。
这位医生，叫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他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意识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这篇文章要讲的这个理论的提出者。
格罗夫的人生后来发生了一次意外的转折，我觉得值得先说一说，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他后来的研究方式。
一九七零年代初，美国政府正式把LSD列为管制药物，禁止一切医学和科研用途。格罗夫当时已经在马里兰精神病学研究中心，用这种药物辅助治疗了大量病人，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临床资料。禁令一出，他手里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一夜之间彻底消失了。
对一个刚刚在这个领域打开局面的研究者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但格罗夫没有停下来。他和妻子克里斯蒂娜一起，花了几年时间，摸索出了一套完全不依赖任何药物、只靠加速的呼吸方式、特定的音乐和身体工作，同样能够引导人进入深度非寻常意识状态的方法，后来被称为全息呼吸法。
一个原本依赖化学药物的研究领域，被政策突然掐断之后，靠着两个人几年的摸索，重新找到了一条完全合法、完全不依赖药物的路径，而且这条路径后来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件事本身，就让我觉得，格罗夫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不轻易被外部条件击垮的韧性。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他在布拉格，后来移民到美国，在马里兰精神病学研究中心，主持了大量使用LSD辅助心理治疗的临床研究。他的病人里，有精神分裂症患者，有酗酒和药物成瘾者，也有一批身患绝症的癌症晚期病人，用这种方式帮助他们缓解对死亡的极度恐惧。
格罗夫记录了超过两千五百个疗程的详细笔记。他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让他自己都感到震惊的现象——很多病人在深度的意识状态里，会自发地、极其真实地重新经历一种他们理性上完全不记得的东西，那就是自己出生的过程。
不是回忆，也不是想象。病人描述那种感觉，是身体上真实的窒息感，真实的挤压感，真实的、被困在一个极度狭窄空间里的恐惧，而且很多细节，和他们母亲后来向他们描述的、当年真实的分娩过程，惊人地吻合。
格罗夫把这些反复出现的体验，归纳成了四个阶段，他叫它们基本围产期矩阵，缩写BPM，从一到四。
第一个矩阵，对应的是分娩开始之前，胎儿在子宫里的状态。格罗夫说，这个阶段通常被体验为一种深度的安宁，被完全包裹、完全支持、所有需要都被满足的感觉。他把这个叫做好子宫的体验。但他也发现，如果母亲在孕期经历了严重的疾病，剧烈的情绪创伤，或者有过流产的意图，胎儿在这个阶段可能体验到的，是一种他称为坏子宫的状态，一种莫名的、没有具体来源的不安和威胁感。
第二个矩阵，对应分娩刚刚开始，子宫开始收缩，但子宫颈还没有打开的那个阶段。格罗夫把这个叫做无路可逃的地狱。他说，在深度意识工作里，很多人在重新经历这个阶段的时候，会体验到一种极度的绝望和被困住的感觉，那种感觉和后来生活里那种感觉自己被困在一段糟糕的关系里、一份看不到出路的工作里，在情感结构上，惊人地相似。
第三个矩阵，是子宫颈打开之后，胎儿在产道里挣扎着往外移动的那个阶段。格罗夫把这个叫做泰坦式的斗争，泰坦是希腊神话里那些和神对抗的巨人。他说，这个阶段体验到的，是一种混合了极度的痛苦、挣扎、有时候甚至是暴力性的意象，但同时又带着一种向前推进的、不顾一切的生命力量。
第四个矩阵，是婴儿最终娩出、进入世界的那一刻。格罗夫说，这个阶段通常伴随着一种突然的、巨大的释放感，一种胜利感，一种庆祝式的喜悦，仿佛穿越了地狱之后，终于抵达了光明。
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必须正面说清楚的争议，因为这是整个理论从一开始就面对的最大质疑。
主流精神病学的官方立场，几十年来一直是，新生儿的大脑皮层在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发育成熟，神经元还没有完成髓鞘化，也就是那层帮助神经信号快速传导的脂肪保护鞘。按照这个逻辑，一个新生儿的大脑，理论上不具备形成和储存这种复杂记忆的生理条件。所以，格罗夫描述的这些出生记忆，从主流的角度看，应该是不可能的，更可能是某种象征性的心理建构，而不是真实的记忆重现。
这个反驳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格罗夫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指出了这里面一个说不通的地方。如果因为皮层没有发育完全，出生记忆就不可能存在，那按照同样的逻辑，紧随出生之后的哺乳期记忆，也应该同样不可能存在。但主流的儿科医学和儿童精神病学，恰恰又普遍承认哺乳期的经历，包括母婴之间的眼神接触和身体依附，对孩子后来的心理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不一致，皮层发育的论证，被选择性地用在了某一段生命经历上，却没有被同等地用在紧邻的另一段经历上。
还有一个支持性的论据来自神经科学的另一个角落。二零零一年,美国神经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因为研究一种叫海兔的海洋软体动物的记忆机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这种生物根本没有大脑皮层,是一种在演化上远比新生儿原始得多的生物,但坎德尔的研究证明,它依然能够形成简单的记忆。这至少说明,记忆的形成,并不严格依赖于大脑皮层的成熟程度,记忆可能有比皮层更古老、更基础的神经机制作为载体。
这个争论至今没有定论。我自己的态度是，这提醒我们，关于生命最早期这段经历到底留下了什么，科学的理解还远远没有完成，值得保持开放，同时也不能急着把某一套理论当成确凿无疑的真理。
格罗夫理论里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临床价值的概念，叫凝缩经验系统，简称COEX。
他发现，一个人心理深处的很多情绪反应，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像文件夹一样，把具有相似情感基调的记忆，一层一层叠放在一起。最表层的，是这一生里具体的创伤和情绪事件。往深处走，每一个这样的文件夹，往往都和某一个特定的围产期矩阵挂钩。再往更深处走，甚至可能连接到他称为超个人层面的、更广阔的原型主题。
他举过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个患有心理性哮喘的病人，在多次呼吸疗法的疗程里，逐渐浮现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凝缩系统。最表层，是七岁时差点溺水的记忆，还有三四岁时被哥哥反复掐住脖子的记忆，还有两岁时因为百日咳而剧烈窒息的记忆。再往深处，是出生时脐带绕颈，导致的真实窒息体验。这一整套围绕着窒息和被扼制这个主题的记忆，层层叠加，共同构成了他成年后哮喘发作的深层心理结构。
这个案例给我的触动是，很多我们以为纯粹是这一生里发生的情绪反应，可能有一部分根子，扎得比我们以为的要深得多，早得多。
格罗夫还有一篇发表于一九七七年的论文，题目叫战争、极权主义与革命的围产期根源。这篇文章的观点，我必须非常谨慎地转述，因为它带有很强的推测性质，但它提出的角度，确实值得认真想一想。
格罗夫注意到，历史上很多极权领袖用来煽动民众投入战争的语言和意象，和围产期矩阵的结构，有着奇特的相似性。他们会先强调民族被压迫、被围困、没有生存空间的绝望处境，这在情感结构上，对应的是第二矩阵那种被困住、无路可逃的感受。然后，他们会号召一场殊死的、充满牺牲和血战的斗争，这对应的是第三矩阵那种泰坦式的挣扎。最后，他们许诺一个胜利之后的、辉煌的、千年不朽的新秩序，这对应的是第四矩阵那种穿越黑暗抵达光明的释放感。
格罗夫的意思不是说这些领袖有意识地设计了这套修辞结构，而是说，这套叙事之所以在情感上有如此强大的煽动力，可能正是因为它无意中触碰到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共同拥有的、来自出生这件事本身的原始情感模板。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争议很大，很难被严格验证，但我觉得，它至少提醒我们一件事，人类集体行为背后的情感驱动力，可能比我们通常以为的，要深得多，也古老得多。
格罗夫这一整套理论，坦白说，是我在整理这个系列的过程里，最难判断该信几分的一套东西。它的临床观察，来自真实的、大量的、长期的一手记录，这一点我很认可。但它的验证方式，几乎完全依赖于深度意识状态下的主观报告，这种报告很难用常规的科学方法去交叉核实。
我自己没有办法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这些出生记忆到底是真实的生理记忆，还是意识在深度状态里，借用出生这个人类共同的原始经验，构建出来的一种象征性叙事。这两种可能性，可能都部分为真，也可能哪一种都不完全对。
但我觉得，格罗夫几十年如一日地记录下这些案例，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告诉他的东西，而不是急着用一个现成的理论把它们打发掉，这份耐心和诚实，本身就值得尊重。
我想说说这个理论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说你现在的每一种情绪反应，都能被简单地追溯到出生那一刻，那样的解释未免太简化，也太宿命论了。格罗夫自己也反复强调，围产期的经验，从来不是孤立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它更像是一层底色，后来生活里的经历，会在这层底色上，继续叠加和塑造。
但这个理论提醒我们一件很朴素也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对自己那些说不清楚来源的强烈情绪反应，那种莫名的窒息感，那种莫名觉得自己被困住无处可逃的感受，也许不必急着去找一个此生此地的具体原因。有些情绪的根，可能真的扎得很深，深到我们理性记忆完全够不着的地方。
这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些情绪无能为力。恰恰相反，格罗夫几十年的临床工作想说明的是，即便是这样深层的东西，依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重新经历，被身体和意识重新整合，而不需要永远被困在那里。
我还想起一个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角度。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产科医学和围产期心理学研究，虽然不一定认同格罗夫那一整套BPM理论的全部细节，但确实开始严肃地对待一件事，那就是分娩过程本身的方式和环境，可能对新生儿产生远超我们此前想象的影响。有没有充分的情感支持，有没有极端的医疗干预，出生的过程是被温柔地迎接，还是被当成一场需要尽快解决的技术操作，这些差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真地放进考量。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出生的那一刻，去重新经历或者改写它。但如果这个理论提醒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生命最初的那几个小时，那几天，那几个月，可能远比我们习惯性以为的，要重要得多。这或许也提醒每一个正在或者即将迎接新生命的人，那最初的时刻，值得被更温柔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