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世界上有几件事同时发生。
阿波罗十一号登月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五十万人聚在纽约郊外的泥地里听摇滚。越战正打得最惨烈，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抗议不断。整个西方世界都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裂开，或者说正在重新生长。
就在那一年，加利福尼亚州，一份叫《超个人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的学术期刊，出版了第一期。
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马斯洛写的，题目叫《人类本性的延伸（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他在开头写道，他相信心理学需要一次根本性的革命——不只是新的方法，是对人这件事本身的重新理解。
两年后，马斯洛死了。心脏病发，在自家车道上倒下，六十二岁。
他几乎没有时间看到自己参与创建的这门学科长成什么样子。
这个故事的起点，要往前推几年。
一九六一年，马斯洛和他的朋友安东尼·苏蒂奇（Anthony Sutich）一起创办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两年后成立了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协会。这是心理学史上著名的”第三势力”——用来对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机械人性观。他们说：人有潜能，人渴望成长，人追求意义，心理学应该研究这些，而不只是研究病态和刺激反应。
这个运动在当时很激进。他们做了很多年。
然后，到了一九六六年左右，马斯洛和苏蒂奇开始感到某种不够。不是说人本心理学错了，是说它还不够宽。还有一块东西，人本心理学的框架容纳不下。
苏蒂奇后来在回忆录里描述那段时间，用的词是”罪恶感”。他说，他感到自己对人本理想不忠，像是要背叛一个相处多年的老朋友。但那个要求他转向的力量越来越强，他压不住。
这里有一件事我觉得值得单独说一说。
苏蒂奇这个人，几乎没有人提起他，但没有他，这门学科可能根本不会以这个形态出现。他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的创始主编，也是后来《超个人心理学杂志》的创始主编。他做了心理学史上两本最重要的期刊之一。
但苏蒂奇从十六岁起就患有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晚年病情非常严重，他大部分时间躺在一张可以倾斜的躺椅上工作，几乎无法正常行动。他的大量通信、编辑工作、和马斯洛的来往讨论，都是在这个状态下完成的。
一个身体几乎不能动的人，在二十世纪中叶，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靠着信件和电话，组织起了改变心理学史的运动。
这个细节让我每次想起来都会停一下。
好，说回那个转折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苏蒂奇在苦苦寻找一个词，来描述他感觉到的那个新方向。他写信给马斯洛问。马斯洛建议了一个词：”超人本（transhumanistic）”——这个词不是马斯洛发明的，是英国科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在一九五七年造的，意思是超越人类中心视角，向着更大的宇宙维度开放。
苏蒂奇觉得这个方向对，但那个词有点绕。他们后来几经讨论，最终选定了”transpersonal”——超个人。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超越个人的”，personal 之外，beyond personal。它想说的是：有一类真实的心理现象，它们发生在人身上，但它们的内容超越了个人的边界——超越了这个特定的身份、这段具体的记忆、这个有限的意识范围。
一九六八年，苏蒂奇公开宣布，超个人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第四势力正式成立，区别于之前的三股势力。一九六九年，杂志第一期出版。
那一年，马斯洛正处于他学术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刚刚卸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是全美最有声望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在这个时候，转向了一个在主流心理学界几乎没有地位的新领域。
这需要一种不在乎代价的勇气。
那个时候还有另一个人，不得不提。
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一个一九六七年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到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他在六十年代做了大量迷幻药辅助治疗的研究，积累了超过两千五百份临床记录。他发现在那些体验里，人的意识可以到达一些标准心理学完全无法解释的地方——患者报告体验到自己前世、体验到集体人类记忆、体验到和宇宙融合。这些体验有时候对人的心理问题有深刻的疗愈效果，有时候则把人带入极大的危机。
格罗夫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弗洛伊德的框架装不下，人本心理学的框架也装不下。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地图。
他和马斯洛、苏蒂奇走到了一起。超个人心理学的创立，在某种意义上，是这几个人各自碰到了同一堵墙——现有的框架装不下他们各自观察到的现象——然后发现彼此在说同一件事。
一九七八年，格罗夫另外成立了”国际超个人协会（International Transpersonal Association）”，把这个运动推向了更大的国际舞台，跨越心理学，把物理学家、哲学家、冥想传统的修行者、人类学家都纳了进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它说的是：意识这件事，不是心理学一家的问题，是人类共同的前沿。
一九六九年那个时间点，不是随机选择的结果。那个年代的美国，有一种特殊的氛围——一代年轻人正在经历大规模的文化震荡，质疑一切既有的框架，同时大量接触亚洲文化和灵性传统。铃木大拙（D.T. Suzuki）把禅学带进了西方知识圈，印度的瑜伽和冥想开始进入大学校园，LSD 实验引发了关于意识的严肃讨论，存在主义从欧洲渡海而来。
很多严肃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在那个时代被这些力量推着，开始认真面对一些他们之前可以忽略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它能不能超越个体的头脑？
超个人心理学是这一整个文化运动里的一块结晶。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找到了一群愿意认真对待它的人。
杂志第一期发出去之后，陆续吸引来的作者和读者名单，在今天看来有点惊人。格罗夫、肯·威尔伯（Ken Wilber）、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弗朗西斯·沃恩（Frances Vaughan）、罗杰·沃什（Roger Walsh）——这些后来成为超个人心理学主干的人，在那个年代都是三四十岁的年轻学者，被同一个方向的磁力吸引着聚到了一起。
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那本杂志上发过文章。哲学家艾伦·瓦茨（Alan Watts）也在上面写过。藏传佛教的丘阳创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 Rinpoche）投过稿。
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跨界的、充满争议但也充满活力的场域，孕育了这门学科。
那这门学科最初想解决什么问题？
如果用一句话说，我觉得是：主流心理学给出的人的图像，太小了。
行为主义说人是刺激反应的机器。精神分析说人是被童年创伤和本能冲动驱动的生物。人本心理学往前走了一步，说人有成长的潜能，有追求意义的能力，有自我实现的方向。这已经比前两个宽阔很多。
但还有一批人，他们在临床里、在冥想里、在文化研究里，碰到了另外一些现象——那些现象告诉他们，人的心理空间，还可以更大。人的意识，可以超越个人的边界，触及某种更广的存在维度。这不是幻觉，不是病态，是人类真实经历的心理现象，只是现有的科学框架没有一张够大的地图来容纳它们。
超个人心理学想做的，就是画那张地图。
这件事到今天，还在进行中。地图还远没有画完。但一九六九年，那几个人，在那张书桌前，在那栋加州的房子里，至少把地图的边框立起来了。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
马斯洛的那篇文章，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他说，他相信这不只是心理学的问题，这是”一幅关于人类的新图像，新的概念，新的可能性。”
他写完这篇文章大概两年后，死在了自家车道上。
他没看到这门学科后来走到了哪里。但他把方向指出来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