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份持续了二十多年、耗资超过两千万美元的秘密项目档案。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星门计划。它的核心任务，是训练一批特殊的人员，让他们在完全不借助任何仪器、任何情报来源的情况下，仅凭意识，去看到远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某个被严密保护的苏联军事基地内部布局，比如某个失踪人质被关押的具体地点。
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真金白银投入的一项正式研究项目，横跨了陆军情报部门、中情局，持续了二十多年。
它叫远程观测。
先说一件很少有人知道的事，关于这整个领域的起点。
一九二二年，一位在哈佛大学读植物学博士的年轻人，去听了一场公开演讲。演讲者是柯南道尔，就是写福尔摩斯的那个人。柯南道尔晚年痴迷于招魂术，四处演讲，宣称自己能够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
这场演讲，彻底改变了这位植物学博士的人生轨迹。他叫约瑟夫·班克斯·莱因。
莱因当时对柯南道尔讲的具体内容将信将疑，但他被击中的是另一件事——如果这类现象真的存在，这难道不应该是人类知识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吗？如果人的意识真的能够以某种超出常规感官的方式获取信息，这个发现的分量，怎么可能只留给招魂术士和江湖骗子去谈论？
他做了一个让当时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他放弃了已经小有所成的植物学研究道路，转投心理学门下，几年后加入杜克大学，在那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用科学方法研究这类现象的实验室。
一个训练有素的植物学家，因为一场关于亡灵的演讲，转身走向了一条几乎注定要被主流学术界排斥的道路。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耐人寻味。
莱因给这类现象起了统一的名字，超感官知觉，英文缩写ESP。他把它分成三类。心灵感应，指两个人之间不借助任何已知感官渠道的信息传递。千里眼，指感知到远处正在发生的、和任何人的想法都无关的客观事件。预知，指感知到还没有发生的未来事件。这三类现象，再加上意念对物质的直接影响，也就是心灵致动，共同构成了超心理学这门学科研究的核心对象。
莱因和他的团队用了几十年时间，设计了大量的实验室实验来测试这些现象是否真实存在。最经典的是他用一副特制的扑克牌，上面画着圆形、方块、波浪线等五种简单图案，让受试者在完全看不到牌面的情况下猜测牌面图案。如果是纯粹的随机猜测，命中率应该在百分之二十左右。莱因发现，有一部分受试者的命中率，持续地、统计学显著地高于这个随机水平。
这个发现，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且这场争议，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停过。
争议的核心，从莱因那个年代到今天，一直没有变过。这些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九七四年，另一位研究者查尔斯·霍诺顿设计了一种更精细的实验方法，叫感官剥夺实验，德语里这个词的原意是整个场域。受试者的眼睛被蒙上剖成两半的乒乓球，耳朵里播放白噪音，全身处于一种轻度的感官剥夺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一个在另一个房间的发送者，看着一张随机选中的图片或视频，试图把这个画面发送给受试者。受试者随后从四张备选图片里，指出他们感觉到的那一张。
如果是随机猜测，命中率应该是百分之二十五。霍诺顿在几十年间积累的大量实验数据显示，平均命中率在百分之三十三左右，高出随机水平接近三分之一。
这个数字听起来不算惊人，但如果放到统计学的框架里去看，如果这个效应是真实存在的，它出现的概率不是偶然可以解释的。
一九八五年，心理学家雷·海曼，一位坚定的怀疑论者，和霍诺顿就这些数据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学术论战。海曼指出了实验设计里的一系列可能的漏洞，图片选择的随机化程序不够严格，可能存在实验者无意识的暗示，评分标准可能有主观偏差。霍诺顿则针对每一条批评做了方法学上的改进，重新设计实验，重新收集数据。
这场论战最终没有一个干净的胜负结局。两人在一九九四年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承认在改进方法之后的实验里，效应依然存在，但双方对这个效应究竟意味着什么，依然持有根本不同的解释。
说回星门计划，因为这个项目里有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很多年后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说实话，后背发凉。
参与这个项目的其中一位远程观测员，叫帕特·普莱斯，退休警察出身。根据后来解密的项目档案，一九七四年，研究者给了普莱斯一组只有经纬度坐标的信息，没有告诉他那是什么地方，让他描述那个坐标上有什么。
普莱斯闭上眼睛，开始描述。他说他看到一片开阔的场地，有一个巨大的、类似起重机的门式结构，还有一些他形容不出名字的圆柱形建筑物。
那个坐标，是苏联境内的谢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一个当时美国情报系统几乎完全拿不到内部图像的绝密军事设施。多年后，卫星图像和其他情报来源证实，那个地方确实有一台用于装配核装置的门式起重机，形状和普莱斯当时的描述高度吻合。
我必须说清楚，这类个案证据，在科学方法论里，价值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排除巧合，没有办法排除普莱斯当时是不是从某些间接渠道听说过一些相关信息，你也没有办法用这一个案例去证明任何普遍性的结论。但它是这整个项目档案里，最常被反复提起的一个案例，也是让当时那些原本极度怀疑这件事的情报官员，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项目的一个转折点。
这里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值得单独说一说，因为它把这场争论推向了一个真正让整个心理学界都感到不安的高潮。
二零一一年，康奈尔大学的资深心理学教授达里尔·贝姆，在心理学界最顶级的期刊之一《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感受未来。
贝姆不是一个边缘学者，也不是超心理学圈子里的人。他是研究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主流学者，履历干净，方法训练扎实。他在这篇论文里报告了九个独立实验，其中八个都发现了统计学显著的预知效应。比如，让受试者提前练习记忆一份单词列表，然后在正式测试之后才让他们看到这份列表，结果他们对还没有看到的那份列表的记忆效果，显著好于对照组。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在整个心理学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式的危机。因为贝姆用的统计方法，是当时整个心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标准方法。如果这些标准方法能够让一个未来影响过去这么违反常识的结论，通过所有的同行评审关卡，堂而皇之地发表在顶级期刊上，那问题就不只是超心理学的问题了。这说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可能存在着系统性的漏洞。
这篇论文，直接催化了后来被称为心理学重复性危机的整个运动。大量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心理学实验设计里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研究者可以在数据收集完之后，选择性地报告支持假设的分析方式；小样本的研究，本身就容易产生偶然的显著结果；那种发表偏见，让不显著的结果很少被投稿和发表。
后来有多个独立团队尝试重复贝姆的实验，大部分没有能够复现他的结果。
咋说呢，贝姆这篇论文最终留下的遗产，非常吊诡。它没有能够证明预知能力是真实的，但它意外地推动了整个心理学界对自己研究方法的一次深刻反省，这个反省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下另一边的声音，因为不说清楚这一边，这期就不完整了。
魔术师詹姆斯·兰迪，是这个领域最出名的怀疑论者之一。他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提出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公开挑战，任何人只要能在受控的实验条件下，证明自己拥有任何一种超自然能力，就可以获得一笔奖金，后来这笔奖金涨到了一百万美元。
几十年里，有超过一千人尝试挑战这个奖金，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兰迪的立场非常鲜明，他说，这些所谓的超感官现象，绝大多数经不起严格控制条件下的检验，一旦你把所有可能作弊或者产生误导的漏洞都堵上，那些神奇的能力就消失了。
兰迪的挑战和贝姆的论文，代表着这个领域里两种同样真实、但完全相反的经验。一边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在统计学上说得过去的实验室数据；另一边是几十年里，没有一个人能在最严苛的公开检验条件下，真正证明自己拥有这种能力。
这两件事同时为真，恰恰是这个领域最让人头疼、也最诚实的地方。
回到星门计划本身，这个项目最终是怎么收场的。
一九九五年，美国国会委托一个独立的科学评审小组，对整个项目的效果做一次全面评估。评审小组里包括统计学家杰西卡·乌茨和心理学家雷·海曼，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怀疑论者。
两人各自独立撰写了评审报告，结论却截然相反。
乌茨在报告里的结论是，这些实验的统计结果，远远超出了偶然可以解释的范围，这个现象在统计学意义上，已经得到了确认，值得进一步严肃研究。
海曼的报告则认为，尽管统计结果确实存在，但这些数据无法排除方法学上的各种潜在缺陷，还没有达到可以被接受为科学事实的标准。
美国政府最终基于这份评审，正式终止了这个项目，理由是二十多年来，这些远程观测的情报，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次实际的情报行动中，提供过明确、可操作、被证实为准确的关键信息。这是一个务实层面的判断。即便这个现象可能存在，它也没有强大和稳定到可以被用作可靠情报来源的地步。
但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乌茨依然公开坚持她当年的结论，超心理学积累的整体实验数据，在统计学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个领域被主流科学边缘化，更多是出于文化偏见，而不是数据本身的问题。
坦白说，这是整个超个人心理学范围里，让我自己也感到最不确定的一个角落。
一方面，我确实注意到，这些实验数据，用严肃的统计学方法反复检验，效应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孤立发现，是几十年、多个独立团队、跨越不同实验范式，反复出现的一个微弱但持续的信号。这不能简单地用这都是骗子和迷信一句话打发掉。
另一方面，兰迪那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几十年没有一个人真正拿走，这个事实同样是真实的。这个领域至今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可以随时随地被复现的实验，能够让任何一个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走进实验室，重复出同样的结果。这在科学的标准里，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真正扎实的科学发现，应该是可以被独立重复的。
超个人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觉得应该是诚实地待在这个不确定里，而不是急着选边站。
它既不应该像某些怀疑论者那样，先验地宣布这一切都是伪科学，拒绝认真看那些数据。也不应该像某些灵性圈子那样，把这些微弱的统计效应，直接拿来当作证明轮回、证明灵魂存在、证明任何宏大宇宙叙事的确凿证据。
这些数据目前能够支持的，只是一个相对谨慎的结论。人类的意识，在某些还没有被理解的层面上，可能存在着某种超出常规感官渠道的信息获取方式，这个效应很微弱，很不稳定，机制完全不明，但它反复地在精心设计的实验里露头。
最后我想说一件事，关于这个领域为什么和超个人心理学的核心关切紧密相连。
我们之前讲过集体无意识，讲过意识光谱，讲过神秘体验，这些内容有一个共同的底层假设。人类的意识，可能不是一个完全被封闭在颅骨里的孤立系统，它可能以某种我们还不理解的方式，和更大的存在之间存在着某种连接。
超感官知觉的研究，如果它真实存在，恰恰是在这个假设的最边缘、最难验证、但也最直接的地方，去叩问这件事。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领域让主流科学如此不安。它不像神秘体验那样，可以被归入主观感受这个安全的范畴，用心理学去解释就够了。它直接触碰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意识和物质世界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像我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清晰。
我想起莱因当年听完那场关于亡灵的演讲之后，放弃了植物学，一头扎进了一个几乎注定要被主流排斥的领域。几十年后，这个领域依然没有一个干净的答案，依然被主流学术界大量地边缘化和嘲讽。
但我总觉得，一个人愿意为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赌上自己整个学术生涯，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被认真对待，不管最后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这个领域，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依然会停留在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但我觉得，一个真正诚实的探索者，面对这样的领域，应该做的是继续看数据，继续保持好奇，而不是急着用一句这不科学，或者这就是真理，把这个问题过早地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