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一份在美国科学界流传的报告里，出现了一个让研究者困惑的数据。
同样是长期冥想者，同样练习了十年以上，大脑扫描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有的人前额叶皮质活跃度大幅提高，有的人岛叶皮质更厚，有的人杏仁核反应性显著降低，而另一些人的变化集中在完全不同的脑区。
起初有人以为是数据误差。后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些人练的不是同一种冥想。
这个发现是整个冥想研究领域一次真正的觉醒——他们意识到”冥想”这个词，其实是一把大伞，伞下站着十几种完全不同的意识训练方式，它们的目标不同，机制不同，训练的意识能力不同，改变的脑区也不同。把它们统统叫做”冥想”，就像把短跑、举重、游泳和瑜伽都叫做”运动”，然后研究”运动对身体有什么好处”，结果当然会一团乱麻。
今天这期，我想把几条被忽略的路分别说一说。
先说一个必要的背景。
过去二十年，”正念（mindfulness）”几乎成了冥想的代名词。它有很扎实的科学研究，有清晰的操作方法，有标准化的课程，能在世俗化的语境里被广泛使用。这是它的力量，也是它被过度强调的原因。
但正念本质上是一种注意力训练——把注意力带到当下，对当下的体验保持非评判的觉察。它训练的是一种特定的认知能力，专注、清醒、不反应性。这是很有价值的，但它只是意识训练的一个入口。
就像一个人只跑步，心肺功能很好，但柔韧性、力量、平衡可能都没有被训练到。一个人只练正念，专注力可能很强，但慈悲的能力、对存在本质的直观、心灵向更高维度的开放，这些不一定同步发展。
超个人心理学一直在说：不同的路，通向不同的地方。没有一条路是全部。
第一条路：慈悲冥想
慈悲冥想在佛教传统里有两个主要形式——南传的慈悲观（Metta，巴利文，字面意思是”爱与友善”）和藏传的施受法（Tonglen，藏语，字面意思是”施与受”）。
慈悲观的基本做法，是系统性地把真诚的祝愿送给自己，再扩展到亲人、陌生人、敌人，最终扩展到所有众生。不是在说空话，是真的在培养一种心的状态——那种状态里，你对他人的痛苦有真实的感受，并且有一种真实的愿望希望它减少。
施受法更激进一些。修行者在冥想中，把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吸进来，把自己能给予的一切好东西送出去。这和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是相反的——我们通常想远离痛苦，而施受法让你主动迎向它。
这类冥想训练的，不是注意力，是心的容量。是你能不能真实地感受到另一个人的处境，同时不被它淹没。
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慈悲冥想激活的脑区和正念冥想明显不同，特别是与同理心和情绪共鸣相关的区域。一个在正念上非常成熟的人，不一定在慈悲的能力上有同等的发展。它们是不同的肌肉。
第二条路：自我探询
一八九六年，一个十六岁的印度少年，独自在家，突然感到死亡正在降临他的身上。
他的双腿动弹不得，身体僵直，呼吸和心跳仿佛要停止。他没有去叫人，没有逃跑。他做了一件奇特的事——他决定直面它。他在内心问：如果我正在死去，那个”我”是什么？身体在死，但知道身体在死的那个，是什么？
他躺在那里，把注意力从身体的恐惧里拔出来，转向那个在问问题的自身。然后那个死亡的感觉消散了，但某种别的东西没有消散——一种清醒而宁静的在场，他后来描述那是”真我”的直接觉知。
这个少年叫拉马纳·马哈希（Ramana Maharshi），他后来成为二十世纪印度最受尊重的圣者之一，一生几乎没有离开他悟道的那座山。他教导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十六岁时他自发使用的方法——持续地追问”我是谁？”
不是在哲学上思考这个问题，是把它当成一把锥子，一遍一遍地戳向那个产生”我”这个感觉的根源：当你思考”我是谁”的时候，那个在思考的是什么？当那个念头升起时，它从哪里升起？顺着这个线索，一直追回去，直到找到那个所有念头都从中升起的那个源头。
这和正念完全是两条路。正念在观察念头的流动，自我探询在追问那个在观察的是谁。一个在关注意识的内容，一个在追溯意识的来源。
超个人心理学里，这条路被威尔伯归入了意识谱中最接近”因果层”的练习——它不是在训练对现象的觉察，是在直接指向那个比所有现象都更深的意识本身。
第三条路：大圆满与大手印
这两个名字，大圆满（Dzogchen）来自藏传佛教宁玛派，大手印（Mahamudra）来自噶举派，它们的形式和传承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它们都不是在”做”冥想，而是在直接认识心的本性。
这听起来很玄，但我尽量说得具体一点。
正念的基本逻辑是：我有一个纷乱的心，我需要通过修行来让它变得更安静、更清晰。这是一种”修缮”的逻辑，从问题走向解决。
大圆满的逻辑根本不同：心的本性从来就是清净的、觉醒的，你不需要修缮它，你只需要认识它。那个觉知，在你焦虑的时候在，在你平静的时候在，在你冥想的时候在，在你发脾气的时候也在——它不会因为你的情绪状态而增减，它就是那个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的那个本身。
直接认识这个，就是大圆满修行的核心。不是让心变成某种样子，是认识它本来的样子。
这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是一个很难转的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努力提升”的逻辑。大圆满在说：你要找的东西，不在努力的终点，它就是那个在努力的背后看着你努力的那个。
坦白说，这条路我自己也摸不清楚边界。每次觉得懂了，下次又觉得没懂。但我觉得这个困惑本身，是真实的。
第四条路：基督教默观
我想说一件很少被华语世界提起的事：在基督教传统里，有一脉深厚的神秘主义和冥想传统，它和佛教的某些修法，在结构上惊人地相似，但很少有人把它纳入冥想的讨论里。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三四世纪的”沙漠教父”——那些去埃及和叙利亚沙漠里独处修行的基督徒僧侣，他们在沙漠小屋里坐着，一遍遍重复简短的祷词，目的不是在思考神学问题，是让心变得安静，让神的在场成为可以直接体验到的东西。
这个传统后来在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那里开花——艾克哈特大师、圣约翰十字、大德兰，这些人描述的灵魂与神合一的体验，和印度吠檀多、佛教的非二元描述，在语言不同之下，结构上惊人地接近。
到了二十世纪，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把这个传统带回了公众视野。默顿是美国肯塔基州一座天主教隐修院的僧侣，他花了一辈子在东西方的冥想传统之间架桥，写了大量关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著作，晚年和东南亚的佛教修行者深度对话。他在一九六八年飞往曼谷参加一个东西方僧侣对话会议，抵达当天，在酒店房间触电意外身亡。那个他已经期待多时的对话，他只参加了开幕式。
默顿留下了一个叫”居中祈祷（Centering Prayer）”的修法框架，他的几位朋友和学生后来把它系统化。它的核心操作是：选一个圣词，让它代表你对神的在场的开放，然后当心被其他念头带走时，轻轻用这个词把它带回来。不是重复念诵，不是专注在这个词上，是用它作为一个信号，表达”我在这里，我开放”。
这和正念有形式上的相似，但方向不同——正念朝向的是清醒的觉察，居中祈祷朝向的是向神的在场开放。它训练的不是注意力，是一种谦卑的接受性。
说到这里，我想拉回来，说一个贯穿这几条路的共同张力。
这几条路，正念、慈悲冥想、自我探询、大圆满、默观，它们的目标不完全一样。正念训练清醒的觉察，慈悲冥想培养心的容量，自我探询指向意识的源头，大圆满追求对本性的直接认识，默观朝向与神的合一。
超个人心理学的视角是：这些路通向不同的山顶，或者说，通向同一片更大的领域里的不同区域。它们不是竞争关系，是互补的。
有意思的是，在那些真正深入过不止一条路的人的描述里——比如那些既有深厚佛教修行、又接触过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人——他们说，到了一定深度，这些路开始变得相似起来。不是因为它们其实是同一件事，而是因为它们触碰的，都是人类意识最深处的那个维度，而那个维度，比任何单一传统的语言都要宽阔。
费雷尔那个”有很多海岸的海洋”的比喻，在这里也适用。不是所有路通向同一个山顶，但所有路都在接触那片海洋的不同部分。
最后说一件实际的事。
如果你是一个心理从业者，或者一个对内在成长真正认真的人，我的建议是：不要只待在一条路上。
不是因为任何一条路不好，而是因为不同的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不同的困境里，提供的是不同的资源。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专注的训练，有时候你需要的是心的软化，有时候你需要的是对存在本身的直接质问。
正念很好，但它不是全部。这门学科一直在试图把更宽阔的图景放在那里，让我们有得选。
还有一点值得补充说。这几条路，对”自我”的处理方式也根本不同。
慈悲冥想是扩展自我——把自我的边界向外推，让”我在乎的范围”越来越大，直到包含所有存在。自我探询是溶解自我——用追问把那个制造”我”的感觉的机制瓦解，看看拿掉它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大圆满是跳过自我的问题——直接安住在那个比自我更根本的觉知里，不管自我的问题，因为那个觉知本来就在那里。默观是臣服于比自我更大的东西——不是消灭自我，是让自我在更大的在场里放松下来。
四种不同的方向。但超个人心理学注意到，这四种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指向的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让那个紧绷的、防御的、不停运转的小我，有一个机会松动，让更大的什么透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