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一个叫马修·里卡尔（Matthieu Ricard）的法国人，躺进了威斯康星大学一台巨大的功能磁共振扫描仪里。
他有两重身份：一个是在佛教道场修行了三十多年的藏传佛教僧侣，另一个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各布。研究者给他贴上了二百五十六个电极，让他进入冥想状态，然后开始记录他的脑电图。
当他开始修习藏传佛教的慈悲冥想时，研究设备捕捉到了一个从未被记录过的信号。他大脑的伽马脑波活动，达到了正常人在任何状态下都从未被观测到过的水平。
研究团队没有见过这样的数据。他们以为仪器出问题了，重新检查，没有。
那是一个人类意识状态的边界，第一次被测量仪器看见。
这个故事的背后，有一段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
一九八七年，一个意外的会面改变了冥想研究的轨迹。达赖喇嘛在美国参加一个会议，遇到了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冥想，谈大脑，谈意识，谈佛教传统对心灵的理解和西方神经科学之间可能存在的对话空间。
他们决定把这个对话变成一个机构。第二年，”心灵与生命研究所（Mind and Life Institute）”在美国成立。从那以后，达赖喇嘛每隔几年就会邀请顶尖的神经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来到达兰萨拉，坐在一起，彼此认真地讲自己那个传统里对心灵的理解，认真倾听对方。
这个机构后来成为冥想科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马修·里卡尔那个历史性的扫描实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说到科学研究的核心发现，我想分几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层面，是大脑结构的改变。
哈佛医学院的萨拉·拉扎尔（Sara Lazar）在二〇〇五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她比较了长期冥想者和从不冥想的普通人的大脑皮质厚度，发现冥想者在某些脑区的皮质明显更厚，特别是和注意力、内感受（身体感知）、感觉整合有关的区域。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差异在年长的冥想者身上特别显著——通常大脑皮质随年龄增长会变薄，但经验丰富的冥想者的某些区域，厚度和年轻人相当，甚至更厚。
这件事的含义非常直接：长期冥想，物理上改变了大脑的结构。不是你感觉更好，是你的大脑字面意义上长得不一样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艾琳·卢德斯（Eileen Luders）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长期冥想者大脑的海马和前额叶区域的灰质体积更大，大脑半球之间的连接纤维（胼胝体）也更厚——这和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和认知弹性有直接关联。
第二个层面，是功能性的变化。
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是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也是马修·里卡尔实验背后的主要研究者之一，他花了几十年专门研究情绪和大脑的关系。他做了一系列实验，比较不同冥想者面对压力时的神经反应。
结论是：长期冥想者的杏仁核（大脑里负责恐惧和应激反应的核心区域）对负面刺激的反应变小了，而且这种反应消退得更快。普通人看到让人厌恶的图片，杏仁核会持续激活很长时间；有冥想经验的人，那个激活的峰值更低，消退也更快。不是他们没有情绪，是那个情绪起来之后，落得快，不拖。
戴维森还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研究对象是马修·里卡尔。研究者在他冥想时，突然播放一声巨响，相当于枪声的音量。普通人听到这个声音，会有一个强烈的惊吓反射——肌肉瞬间收缩，身体本能地紧绷，这个反应几乎不可能通过意志控制。
马修·里卡尔在冥想中几乎没有反应。连那个原始的惊吓反射都被显著抑制了。
这让研究者非常困惑。惊吓反射是脑干层面的原始反应，一般认为意识几乎介入不了它。但在这里，几十年的意识训练，似乎真的影响到了最深层的神经反应。
现在说一个关键的区分，因为很多人会混淆。
神经科学能够测量的，是大脑的变化。但大脑变化，和意识变化，是同一件事吗？
这个问题，是意识研究里最深的哲学难题之一，暂时没有定论。有人认为大脑就是意识，大脑的改变就是意识的改变；有人认为大脑只是意识的载体，变化的是载体，不等于变化的是意识本身。
超个人心理学对这个问题保持开放——既不急着把意识还原成大脑活动，也不急着断言意识独立于大脑之外。它更关注的是：这些研究揭示了什么？
这些研究揭示的是，意识可以被训练。而且这个训练不只是心理感受层面的变化，是可以在神经层面被测量的、结构性的变化。这很重要，因为它回应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质疑——冥想是不是只是一种安慰剂，是不是只是让你感觉更好但什么都没有真正改变。
答案是：有东西真的改变了。改变了哪里，改变了多少，取决于你练的是什么，练了多久。
这里有一个超个人心理学特别感兴趣的维度，要单独说。
上面提到的大多数研究，用的是正念冥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也就是那种来自佛教传统、被卡巴金（Jon Kabat-Zinn）世俗化之后变得广为人知的练习——把注意力带到当下，观察呼吸、身体感觉、思维起伏，不评判，不执著。
这类冥想在减压、情绪调节、专注力方面的研究是最多的，证据也是最充分的。
但这只是冥想的一个切面。不同传统的冥想，训练的是不同的意识能力，对大脑的影响也不完全一样。
比如慈悲冥想——系统性地对自己和他人培养悲悯心——在功能磁共振里激活的脑区和正念冥想明显不同，主要涉及镜像神经元系统和情感共鸣回路。二〇一二年，戴维森和艾克曼（Paul Ekman）发表了一项关于马修·里卡尔惊吓反射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在慈悲冥想上有深厚训练的人，那个实验结果我前面已经说了——连脑干反射都被影响了。
还有一种更少被科学研究触及的冥想路径，藏传佛教称之为”大圆满（Dzogchen）”或”大手印（Mahamudra）”，强调的不是专注于某个对象，而是直接安住于意识本身的本质——那个清醒而无内容的觉知。这类修行的神经科学研究极少，主要是因为实验设计极其困难，你很难向研究者说清楚你在”做”什么，因为那个状态恰恰是”什么都不做”。
这个空白本身，是超个人心理学一直在呼唤研究的地方。
最后，我想说一件科学研究几乎从来不讨论、但超个人心理学认为很重要的事。
那就是冥想里可能发生的负面体验。
布里顿（Willoughby Britton）是布朗大学的研究者，她花了多年时间专门收集冥想练习者的困难体验报告。她的研究项目叫”冥想体验多样性（Varieties of Contemplative Experience）”，收集了将近一百个案例，这些人在冥想过程中经历了解离、情绪崩溃、幻觉、感知扭曲，甚至更严重的心理危机。
这些不是个别现象。布里顿的研究估计，有相当比例的冥想练习者在某个阶段会遇到困难体验，其中一部分人因此放弃了练习，一部分人陷入了真正的心理困境。
她的结论不是冥想有害，而是：冥想不是对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安全的，深度的意识工作需要合适的环境和指导，而目前的冥想推广文化严重低估了这个风险。
超个人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精神紧急状态（spiritual emergency）”——那是当一个人的意识扩展速度超过了心理整合能力时发生的危机。冥想引发的困难体验，有时候就是这类现象的一种形式。
我们后面会专门讲这个，这里只是先放一个提醒：冥想在改变的，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不只有好的那一面。
说到这里，我想把一个关键技术概念讲一讲，因为它把很多零散的发现串联起来了。
这个概念叫默认模式网络。
你的大脑在你什么都不做、发呆、走神的时候，有一组脑区会高度活跃。这组脑区负责自我参照性思维——我是谁、我今天表现怎样、别人怎么看我、刚才那件事没做好怎么办、明天要做什么。大脑里那个停不下来的内心独白，就来自这里。
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默认模式网络异常亢奋——他们停不下来的反刍和自我批评，很大一部分是这个网络在过度运行。
有趣的是，冥想特别是专注类型的冥想，会显著降低默认模式网络的活动。当你把注意力稳定地放在呼吸上，那个不停自我叨叨的声音就安静下来了，因为大脑的资源被调配走了。这不是压制，是自然的转移。
布朗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贾德森·布鲁尔（Judson Brewer）研究了有经验的冥想者和初学者静坐时的大脑扫描图。他发现经验丰富的冥想者的默认模式网络，在休息状态下本底活动就更低——不只是冥想时低，平时也低。长期训练之后，那个喋喋不休的内心监控，在日常生活里也安静了一些。
那实际上需要练多久，才会有可以被测量到的变化？
好消息是，改变来得比很多人预期的早。坦（Yi-Yuan Tang）和波斯纳（Michael Posner）二〇〇七年的研究，让从未冥想过的参与者每天练习二十分钟，连续十一天，总共不到四个小时。结果显示，这些人的注意力、压力反应和情绪调节就已经出现可测量的改善，皮质醇水平也有所下降。
但复杂的消息是，浅层的功能性改变和深层的结构性改变，需要的时间量级完全不同。大脑皮质厚度变化、海马灰质体积的增加，通常需要几年以上持续有深度的练习。马修·里卡尔的惊吓反射变化，对应的是他超过五万小时的修行积累。
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目前市面上对冥想的宣传，倾向于夸大短期效果，而轻描淡写那些真正深刻的转变所需要的时间和条件。短期效果是真实的，长期转化也是真实的，但它们不是同一件事。
正念减压疗法的创始人卡巴金在一九七九年把佛教的正念实践引入医学框架，去掉宗教色彩，开发成一个八周的标准化课程，在慢性疼痛、焦虑、抑郁的临床人群中取得了真实效果。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让冥想进入了主流医学，也让研究者有了标准化工具。
但卡巴金自己作为一个有多年禅修经验的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MBSR只是一个入口。他担心正念被简化成压力管理技术之后，它背后更深的传统维度会被丢失。用他的话说，正念不只是一种注意力技术，是一种存在的方式。这句话，在超个人心理学里，有很深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