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二年的一个冬天，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走廊里，有一个穿着厚重外套、胡子已经花白的中年教授，正低着头朝医务室走去。
他牙疼。已经疼了好几天了，那种钻心的、一阵一阵的神经痛，让他完全没办法集中思考。他走进医务室，在那张硬邦邦的木头椅子上坐下来。当时的牙医给他戴上了橡皮面罩，把一种叫做一氧化二氮的气体通进去。这种气体俗称”笑气”，是当时牙科最常用的麻醉方法之一。
几分钟之后，那个教授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不是因为疼痛，他是被某种东西击中了。
他抓过一张处方纸，在上面用飞快的笔迹写下了在吸入笑气的状态下划过他意识里的东西。那些文字支离破碎，有些句子根本不合逻辑，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件事——在那几分钟里，他感到他触碰到了某种关于整个存在的根本真理。那种感受如此真实、如此宏大，以至于等到麻药散去，他对自己写下的这些东西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但他没有把那张纸扔掉。他留下来了，后来写了一篇正经的学术论文，题目叫《一氧化二氮的主观效应》，发表在哲学杂志《心智》上。
这个人，是威廉·詹姆斯，被称为美国心理学之父，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教授之一。
詹姆斯和神秘体验之间的关系，远不止于那次牙科诊室里的偶遇。
他年轻的时候有过严重的抑郁期。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待在欧洲，既无法工作，也无法恋爱，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深不见底的存在性绝望。他在那段时间的日记里写道，他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怀疑这一切是否有任何意义。那种感受不是一般的心情不好，是一种从根部腐蚀的、对存在本身的恐惧和厌倦。他后来在《宗教经验之种种》里描述过一个”有病的灵魂”——一个人对整个存在感到一种深层的恶心，那个描述，大量研究者认为，写的就是他自己。
他是怎么从那个深渊里爬出来的？不是靠分析，不是靠任何外在的改变，而是在法国哲学家勒诺维耶的一段文字里，他忽然被一句话击中了。那句话大意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相信某件事并且坚持那个信念，这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证明。詹姆斯在日记里写下：”我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为，就是相信自由意志。”
就从那个下午开始，他慢慢爬了出来。
这段历史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说明詹姆斯研究神秘体验，不是在做一个冷静的学院派分类工作。他是带着自己真实的心理创伤，带着一个曾经在存在边缘摇摆过的人的切身体验，在认真对待那些他亲历过或者亲眼见过的意识状态。他不是一个旁观者。
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二年间，詹姆斯接受了爱丁堡大学的邀请，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演讲，后来整理成一本书，叫《宗教经验之种种》。这本书在出版后的一百多年里从未绝版，被视为宗教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奠基文献之一。
在这本书里，詹姆斯做了一件当时非常激进的事：他把宗教和神秘体验当成严肃的心理学研究对象。他不讨论神是否存在，不讨论哪个宗教的教义更正确，他只研究一件事——那些说自己有过神圣体验或神秘体验的人，他们的主观体验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体验有没有共同的结构和特征？它们对体验者的心理和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他搜集了大量的案例报告——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佛教僧侣、印度教圣者、普通人在某个午后忽然感到宇宙与自己合一的时刻——把这些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信仰背景的体验报告放在一起，仔细比对，试图找出它们的共性。
他找到了四个特征。这四个特征，在后来的超个人心理学里被反复引用，是这个领域最基础的理论框架之一。
第一个特征，詹姆斯叫它不可言说性（ineffability）。
所有体验过神秘状态的人，几乎都会说同一件事：没有办法用语言准确描述它。不是说没有尝试，而是尝试之后发现，语言根本不够用。
这不只是一种谦虚的表达。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分类系统——它通过区分事物来命名事物，通过对比来定义概念。但神秘体验的核心往往恰恰是消融了分类——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消失了，时间感消失了，那个用来给体验贴标签的自我也消失了。你要用一个依赖区分和对比的系统，去描述一种区分和对比都消失了的状态，这在逻辑上就是一个死局。
所以詹姆斯说，神秘体验更像是一种被感受到的状态，而不是一种被理解到的内容。它更接近于音乐体验，而不是接近于一个数学定理。
第二个特征，叫知性品质（noetic quality）。
这和”不可言说”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其实是体验的两个不同面向。詹姆斯说，尽管神秘体验说不清楚，但体验者不会觉得它是空的或者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很多人描述，那个体验带着一种深刻的”知道感”——不是知道了某个具体的事实，而是感到触碰到了某种关于存在本质的深层真理。
这种知道感非常强烈，以至于很多体验者事后会说，那是他们一生中体验到的最”真实”的时刻，远比日常意识里的任何认知都更真实。这和梦或者幻觉不一样——梦醒来你知道那是梦，但神秘体验结束之后，那个真实感往往非但不消退，反而在记忆里比日常经历更鲜活。
第三个特征，叫短暂性（transiency）。
神秘状态通常无法持续很长时间。可能是几分钟，可能是几个小时，极少有人能持续超过一两天。然后它消退了，日常意识重新回来。但它留下来了——不是作为一段记忆，而是作为一种对世界的新的理解，或者一种之前没有的宁静感，或者一种让人觉得”有什么东西变了”的残留。
第四个特征，叫被动性（passivity）。
这是詹姆斯最有洞见的一个观察。他说，真正的神秘体验不是被意志”制造”出来的，体验者通常感到那个状态不是他主动创造的，而是”降临”的。即便他们通过冥想、祈祷或者某种修行来为它创造条件，真正体验发生的那个瞬间，他们感到的是被一种更大的力量”接管”了，而不是在控制什么。
他们是主动走到那扇门前的，但门是自己开的。
詹姆斯的这四个特征，是迄今为止对神秘体验最经典的描述框架。但在他之后，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把这个问题推向了更深处。
一个是英国哲学家沃尔特·斯泰斯（Walter Stace）。一九六〇年，他出版了一本叫《神秘主义与哲学》的书。斯泰斯做了一件比詹姆斯更系统的工作：他广泛收集了来自基督教、伊斯兰教苏菲传统、印度教、佛教、道家，以及大量无宗教信仰的普通人的神秘体验报告，然后用哲学分析的方法，试图找出这些体验里共同的内核。
他的结论是：神秘体验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外向型”的——在看到大自然、听到音乐或者深爱另一个人的时候，感到外部世界的所有事物都以某种方式融合成一个整体；另一种是”内向型”的——在向内走的冥想或祈祷中，意识完全空了，没有任何内容，但那个空里面有一种极度清醒的在场。
斯泰斯认为，尽管表达方式千差万别，各大传统的神秘主义者触碰到的，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侧面。
这个立场，就是”永恒哲学”的基础，也是超个人心理学早期非常核心的一个假设——所有传统殊途同归，神秘体验揭示的是某种普遍的存在真相。
但在斯泰斯之后，出现了一批对这个假设发出尖锐质疑的学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蒂文·卡茨（Steven Katz），他在一九七八年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核心论点是：神秘体验不是发生在一个文化真空里的，它是被体验者的信仰、期待、训练方法和概念框架深深塑造的。一个浸润在基督教神学里的修道士，和一个在藏传佛教传承里修行了几十年的喇嘛，他们的神秘体验，在深层结构上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语言。
这场争论，是心理学研究宗教体验里至今没有定论的核心争议——神秘体验揭示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超越性实在，还是一种被文化框架高度建构的主观体验？
坦白说，我自己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摇摆了很多年。
卡茨的批评是有力的，文化因素对体验的塑造是真实发生的。但斯泰斯收集的那些跨越文化和时代的体验报告，它们在结构上的高度相似性，也很难用纯粹的文化建构来解释。或许真实的情况是：有一个更深层的体验内核，同时也被文化的透镜折射出不同的颜色——这两件事可以同时为真。
现在说这个话题里最出乎意料、也是对超个人心理学来说最重要的当代发展。
二〇〇六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罗兰·格里菲斯（Roland Griffiths）在《精神药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后来被认为是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意识科学实验之一。
格里菲斯和他的团队招募了三十六名志愿者，这些人都受过良好教育，有宗教或灵性背景，但此前从未服用过迷幻药。研究团队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里，给这些人服用了中等剂量的裸盖菇素（psilocybin，赛洛西宾），这是一种天然存在于某些蘑菇里的精神活性物质。
在服药后的六到八小时里，这三十六个人分别躺在一张舒适的躺椅上，戴着眼罩，听着专门挑选的音乐，同时有两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家全程在旁边守护。
实验结束后的第一个月，研究者用詹姆斯以来发展起来的标准化神秘体验问卷，对这三十六人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三十六人中有二十二人——超过六成——报告了完整的神秘体验，符合詹姆斯描述的全部四个特征。
十四个月后，研究团队对这些人进行了跟踪访谈。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你能说说这次体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百分之七十九的人，把这次实验室里发生的体验，列入了他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前五件事之一。有些人说，它改变了他们看待死亡的方式；有些人说，他们对所爱的人的感情变得更深了；有些人说，他们感到一种深层的平静，是他们此前从未体验过的。
这不是几个神秘主义者的个人证词，这是一个有对照组、有随访、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的随机对照实验。它做到了一件之前科学从未做到过的事：在实验室里，以相当高的可重复性，系统地诱发了那些人类几千年来在修行中才能偶尔触及的、最深刻的意识体验。
格里菲斯的研究，以及此后约翰斯·霍普金斯团队持续发表的一系列后续研究，把一个在心理学里长期处于边缘的问题，拉回到了科学的中心地带。
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更尖锐的哲学问题。
如果一种化学物质能够以相当高的概率，让人产生那种”触碰到了存在本质的真理”的感受，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是说神秘体验其实只是一种神经化学事件，没有任何超越性的实在与之对应——不过是血清素受体被激活的结果？还是说恰恰相反，这证明人类大脑里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天线”，在合适的条件下能够接收到某种更大的存在信号？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用现有的科学工具来回答，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本体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神经化学的问题。
格里菲斯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觉得是迄今最诚实的表述之一。他在一次访谈里说，他不知道那些体验背后是否有客观的超越性实在，这个问题他没有资格回答。但他能回答的是：那些体验在心理意义上是真实的，它们对人的影响是真实的，而且那个影响的方向，普遍地指向更多的开放、更少的恐惧、更深的与他人的联结。
他说，如果这是一种幻觉，它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幻觉。
现在把这些放在超个人心理学的框架里说一说。
超个人心理学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不是主张神秘体验一定是”真实的”，不是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神圣实在正在被这些体验所触及。但它也拒绝把这些体验简单地归结为幻觉、病理或者神经化学噪音。
它的立场是：这些体验是真实的心理事件，它们对体验者产生了真实的影响，它们有值得认真研究的结构和规律，而现有的心理学框架，还没有发展出足够宽阔的语言来容纳它们。
格罗夫在他几十年的临床工作里，见过数以千计的在深度意识工作中出现的神秘体验。他说，他观察到的最一贯的规律是：这类体验出现之后，人们通常变得对死亡更坦然，对他人更慈悲，对物质的执着减少，对生命的意义感增加。这些变化是可以观察的，是稳定的，跨越了文化和信仰背景。
超个人心理学不问那些体验背后有没有神，它问：为什么一种特定的意识状态，能够如此一贯地让人变得更开放、更关怀、更不怕死？这个变化本身，就是值得科学认真对待的数据。
在结束之前，我想说一个詹姆斯晚年说过的话，因为我觉得它是整个话题最准确的收尾。
詹姆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他越来越相信，我们日常所谓清醒理性的意识，只是整个意识可能性中的一个非常狭窄的切片，在它的周围，被极薄的一层膜隔开，还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他说，只要这些状态存在，任何关于宇宙和意识的最终图景，都不可能是完整的。
他在六十八岁那年，又一次在朋友家吸入了一氧化二氮。他在那之后写下的最后一篇关于意识的论文里说，他感到那种状态里的某种东西，非常类似于他年轻时从抑郁深渊里爬出来的那个瞬间的感受——那种感觉不像是获得了什么，更像是某个长期紧绷的东西，终于放开了。
一个研究了一辈子意识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没有给出一个干净的答案。他只是说：那个紧绷，放开的时候，感觉是真实的。
我觉得这是这门学科，到目前为止最诚实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