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斯坦福大学睡眠实验室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研究者斯蒂芬·拉伯奇（Stephen LaBerge）在黑暗的实验室里守着仪器，盯着一个正在酣睡的志愿者。这个人的脑电图显示他正处于快速眼动睡眠期，按照当时的主流睡眠科学，这个人应该对外部世界毫无意识。
但就在这时，那个睡着的人按照提前约定的方式，用眼球向左看了两次，向右看了两次。
这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暗号。它的意思是：我现在正在做梦，而且我知道我在做梦。
实验记录到了这组眼球运动。一个在睡梦中的人，成功地和清醒世界建立了实时通讯。
这个实验彻底打破了一个主流假设——梦中的意识是关闭的，是混沌的，是被动的。拉伯奇的研究证明，某些人在做梦时可以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并且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包括向科学仪器发送信号。
这个叫做”清明梦（lucid dreaming）”的现象，在那一刻从民间传说，变成了可验证的科学事实。
但在谈清明梦之前，我想先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普通人在做一个普通的梦时，意识究竟在哪里？
现代神经科学的主流答案是：做梦是大脑在维护和整理记忆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快速眼动睡眠期（REM）大脑的部分区域仍然高度活跃，特别是负责情绪和视觉的区域，而负责逻辑和自我监控的前额叶皮质活动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梦里的逻辑往往奇怪，而做梦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这是梦”。
这是一个功能性的解释，它告诉我们梦在大脑里是怎么运作的。但它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那个经历梦境的意识，它的性质是什么？
弗洛伊德的回答，是梦是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表达。梦在说话，但说的是白天不被允许说的东西——欲望、恐惧、被压下去的冲动。梦是无意识的一扇门，但那扇门后面，是个人的地下室。
荣格不满意这个答案。他说梦的功能不只是宣泄和伪装，更重要的是补偿——补偿白天意识的片面性。如果你白天太理性、太控制、太追求效率，你的梦可能会给你看混乱、原始、流动的东西，因为那些被白天压制的部分，需要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
荣格还发现，有一类梦和弗洛伊德描述的完全不同——那些梦不是在处理个人的日常问题，而是充满了神话式的意象、宏大的象征、跨越个人经验的内容。他叫这类梦”大梦（big dream）”，认为它们来自集体无意识，是心理深层结构的直接显现。
荣格自己做过大量这类梦，他把这些梦和他对个体化历程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梦不只是个人心理的映射，是更大的心灵在借用梦这个媒介说话。
接下来是超个人心理学真正感兴趣的那个边界地带。
庄子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几乎人人听说过：”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这个问题，两千多年后的意识研究者依然在认真地问——清醒和做梦，究竟哪个更真实？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清醒是真实的，梦是虚幻的。但这个习惯，是一个假设，不是一个事实。
在藏传佛教的传统里，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藏传佛教有一套叫做”梦瑜伽（dream yoga）”的修行体系，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八世纪的莲花生大师时代。这套修行的目标，不只是学会在梦里保持清醒，而是以梦境为修行场所，最终认识到所有经验——无论是梦中的还是清醒的——都具有同样的梦幻性质。
梦瑜伽的修行者被要求在白天培养”一切皆如梦”的觉知，把日常生活也当成一场可以清醒观察的梦。到了夜晚，再把这个觉知带进睡眠。当他们在梦中保持清醒时，他们会主动探索梦境——故意改变梦的内容，直视那些让人恐惧的梦中形象，体验梦境的流动性和可变性。
修行到一定阶段，据说修行者可以在深度睡眠（非快速眼动期，通常认为是意识最黑暗的时期）里也保持某种觉知的延续。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还没睡着”，而是意识在没有任何内容的黑暗里，仍然在那里，空而不失。
这和超个人心理学描述的”因果意识层”高度呼应——那个没有内容但清醒的意识，是威尔伯意识谱里的第三层。梦瑜伽，是一种在睡眠中系统探索这个层面的训练方法。
这里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科学和传统的交叉点，值得单独拿出来说。
研究清明梦的现代科学家，包括拉伯奇和后来的研究团队，做了一系列关于清明梦的脑电图研究。他们发现，在清明梦状态下，被抑制的前额叶皮质会重新被激活——这就是为什么清明梦者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梦，能够进行有意识的判断。
但更有趣的是，二〇〇九年，沃斯（Ursula Voss）等人发表在《睡眠》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清明梦状态的脑电图特征是独特的——它同时具有快速眼动睡眠的特征和清醒状态的特征，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中间状态”，之前的睡眠科学里没有定义过这个状态。
换句话说，清明梦是意识的第三种基本状态，不是清醒，不是普通的睡眠，是介于两者之间又超越两者的东西。
藏传佛教用了几百年描述的那个状态，被现代神经科学的仪器捕捉到了。
让我说一件更具体的事，关于梦在普通人生活里的位置。
我们大多数人和自己的梦的关系，是这样的：醒来，梦里的东西还留着一点，然后喝第一口水，或者看第一眼手机，那些东西就散了。偶尔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梦，在脑子里留了一天，然后也没了。
心理学研究者发现，人们普遍低估了梦对自己情绪的影响。罗斯林·卡特赖特（Rosalind Cartwright）在芝加哥医学院研究了几十年的梦和情绪调节，她发现梦不是在随机产生内容——梦在系统性地处理白天未解决的情绪，特别是那些带有强烈情感但没有被充分整合的体验。
简单说：你白天经历了某件让你有强烈情绪反应但没有消化的事，那件事很可能会在你的梦里反复出现，直到你的心理系统对它建立了某种新的理解或接受。
这和荣格说的补偿功能是一致的——梦在替你做你清醒时没做的工作。
从超个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如果你忽视自己的梦，你在忽视心理一个非常活跃的工作区域。那个区域每晚都在运作，但大多数人对它毫不知情，也不在意。
我想把这几条线收在一起说一个更大的观点。
我们每天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里。如果把人的一生算下来，差不多有二十五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其中大约有六年是在做梦。
主流文化对这六年的态度，基本上是：那不算数，那只是大脑在休息。
但超个人心理学和梦研究都在说：那六年里发生的事，是真实的心理过程，有它独特的逻辑，有它独特的内容，有它独特的对意识的贡献。
梦是意识的另一面。不是意识关闭了，是意识换了一种运作方式。在那种方式里，日常的自我监控退场了，前额叶的控制放松了，深层的素材涌上来，用象征和意象的语言说话。
对一个想理解自己内心的人来说，忽视梦，等于放弃了每晚一次、免费的、通往内心深处的入口。
那实际上，怎么和自己的梦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
荣格发展出的”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方法，有一部分就涉及梦的工作。核心不是解码——不是说这个梦代表什么符号，那个意象等于什么含义——而是进入。
他的做法是，把梦里的某个意象或人物带到清醒的意识里，然后主动和它对话。不是分析它，是把它当作一个有自己意志和声音的存在，问它想说什么，听它说，看它的反应。
这个方法的假设是：梦里出现的那些东西，不只是你自己心理的投影，它们有某种相对独立的心理现实。荣格用了一辈子这个方法，那本被锁了五十年的红书，里面大量内容就是他和梦境人物的对话记录。
从超个人角度看，积极想象是一种刻意打开梦境和清醒意识之间通道的方式，让那些来自更深层心理结构的内容，能够和日常意识真正相遇，而不只是飘过。
还有一类梦，我想单独说一说——反复出现的梦，特别是噩梦。
心理学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症状：他们会反复梦到创伤事件，或者相关的场景，醒来时大汗淋漓，心跳加速，和真正经历了那件事一样。这从神经科学角度有清晰的解释——创伤记忆的神经编码方式和普通记忆不同，没有被整合进叙事性记忆，所以每次触发都像是重新经历。
但超个人心理学注意到另一个层面。那些反复出现的梦，特别是强度很高、带着某种分量感的梦，不只是在重演创伤，而是在用某种方式呼唤关注。心理系统在重复一个信息，直到这个信息被认真对待为止。
忽视它，它会再来。压制它，它变形之后还会来。能让它停止的，往往是真正的正视——在安全的条件下，回到那个梦，看清楚它在说什么，让那个信息真正被接收到。
格罗夫在他的临床工作里记录过大量类似的案例。有些人在全息呼吸疗法（holotropic breathwork）中，会自发进入类似深度梦境的状态，在那个状态里碰到那些反复困扰他们的意象，然后在有支持的环境下走过它，而不只是逃开。他发现，这种方式往往比谈话疗法更直接地触及了某些深层的心理结构。
最后，我想说一个超个人心理学研究者一直感兴趣但科学上最难处理的现象：预知梦。
在大量的跨文化报告里，人们描述过这样的体验：梦见了某件后来真实发生的事，或者梦见了一个远方的人正在经历的困境，或者梦见了通过常规途径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信息。
主流科学对这类报告的态度是谨慎的怀疑——也许是巧合，也许是事后构建的记忆，也许是人们的确信程度超过了实际的准确性。
超心理学这个领域花了几十年用受控实验研究这类现象。斯坦利·克里普纳（Stanley Krippner）在梅蒙尼德医学中心做过一系列梦与心灵感应的实验——让一个人在隔离房间里专注于一张图片，同时在另一个隔离房间里，另一个人在睡觉，然后分析那个人的梦和图片之间的关联。结果在统计上显示出超过偶然水平的匹配，但重复性不稳定。
超个人心理学对这类研究的态度是：值得严肃对待，但结论需要谨慎。既不应该因为”听起来像玄学”就先验地否定，也不能因为有一些支持性的数据就断言梦有超感知功能。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前沿，边界还远没有画清楚。
荣格晚年说，他从自己的梦里得到的洞见，比他清醒时所有的理性思考加在一起还要多。这不是在浪漫化梦，是他几十年真实的工作经验。
庄子那只蝴蝶，不只是一个哲学玩笑。它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你有没有认真问过，每晚那扇门打开的时候，里面住着什么？